2020年12月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再次强调，“要严防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，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，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”“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、防止非粮化，规范耕地占补平衡”。因此，科学利用和保护耕地事关国家粮食安全，需要切实重视加强。
当前我国耕地不仅数量减少，而且退化严重，主要体现为土壤酸化、盐碱化、黑土地退化，以及耕层变浅。
耕地土壤酸化趋势加重。我国14.5％的耕地已严重酸化。近30多年来，湖南、江西、广西等省份土壤pH值小于5.5的酸化耕地面积增加了35%，作物减产20%以上。
耕地土壤盐碱化问题严重。我国盐碱耕地约1.14亿亩，较上世纪80年代增加2600万亩，增幅近30％。其中，轻度、中度和重度盐碱耕地占比分别为52％、31％和17％，可造成作物减产5%~10％、11%~20％、30％以上。
东北黑土地退化严重。我国黑土区耕地面积2.78亿亩，自20世纪50年代开垦以来，耕作层土壤有机质含量由开垦前8%~10%下降到2.5%~3.5%。
此外，我国土壤耕层变浅也十分普遍。耕作层小于20厘米面积占比71%，由此造成水肥利用率低，作物抗逆性差。据农业农村部《2019年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公报》，将全国20.23亿亩耕地质量等级由高到低依次划分为一至十等，评价为一至三等的耕地面积为6.32亿亩，占耕地总面积的31.24％；评价为四至六等的耕地面积为9.47亿亩，占耕地总面积的46.81％；评价为七至十等的耕地面积为4.44亿亩，占耕地总面积的21.95％。
因此，当前，我国迫切地需要加强耕地质量科学创新，强化国家耕地安全战略科技力量，为耕地合理规划利用和地力提升提供有效的科技支撑。
一是缺乏顶层设计。耕地相关学科的研究以科学家的兴趣为主，不具有总体性和战略性，国家使命要求没有充足表现，如耕地保护的有关标准缺失。
二是欠缺系统性研究。耕地保护既包括数量也包括质量，需要多学科的交叉融合，二者的综合研究不够，如从数字土壤到智慧耕地的融合研究不够。
三是科技支撑不足。主要是协同高产与耕地保护技术缺乏；有机肥供肥缓慢，秸秆还田碳氮比过高造成减产，有机资源高效利用技术需要创新；农田水土流失严重，耕层土壤逐渐变薄，保护性技术及机械缺乏。
四是研究条件落后。耕地相关学科投入少，研究平台基地相对薄弱。近年来以土壤组学和智慧耕地为代表的学科前沿已然浮现，迫切地需要通过改善科研条件，取得原创性突破性成果，逐步提升国际话语权。
针对上述耕地保护与利用存在的科技问题，笔者建议，系统开展国家耕地质量科学研究，有关研究平台纳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《国家重大科学技术基础设施规划》，由北京市统筹协调建设用地，共同打造耕地保护利用科技支撑国之重器。应重点开展以下学科领域的研究开发。
土壤组学研究，建设宏基因组、宏转录组、基因组、蛋白组、代谢组、转录组学和生物信息学实验室，从本质上揭示微生物新基因、微生物群落的功能及多样性。
土壤改良研究，建设土壤物理、土壤化学、土壤生物、土壤监测、改良装备实验室，阻控土壤酸化、盐碱化、黑土地退化及耕层变浅，实现中低产田改良与地力提升。
耕地保育研究，建设土壤培肥、土壤耕作、养分管理、新型肥料、环境生态实验室，充分的利用有机肥、秸秆和绿肥资源，科学施用化肥，培肥地力。
智慧耕地研究，建设数字土壤、土地利用、农业遥感、信息技术实验室，推进国家高标准农田建设、监测、评价与管理的数字化改造，实现全国所有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果“一张图”。
耕地管理战略研究，建设全国耕地利用监测网络，研究耕地监测、保护和利用的理论、方法、技术、产品、政策等，发布耕地保护标准，建立大数据中心，成为国家耕地质量战略研究中心和策源地。
国际合作研究，牵头组织国际耕地质量大科学计划，整合全球资源，为我所用，引领国际合作。
